□毛华兵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由恩格斯整理的马克思关于法国1848年革命的一组文章。恩格斯认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法兰西内战》则是马克思创作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首次出版于1871年6月13日。1891年《法兰西内战》再版，在恩格斯为其撰写的导言中，他高度评价“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是集中、完整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理论和国家学说的论著，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实践上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过渡时期理论等重大问题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写作背景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透彻洞察和正确“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的第三天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宣读的由其本人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法国历史和政治实践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对象，是马克思展开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止，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出现了两个帝国、两个王朝和三个共和国。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曾出现过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和政变，不仅延续了法国的政治传统，也使法国成为近代欧洲的政治运动中心。
法国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投入极大的精力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法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1848年2月，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在革命中倒台。由拉马丁、赖德律·洛兰等，以及工人代表组成了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国成立。鉴于法国历史上已经存在过一个共和国（1792—1804），这一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存续的时间很短，从1848年2月25日始至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宣布成立帝国止。在这四年多的时间内，第二共和国内部发生过诸多起义和斗争，据此虽然可以将其统治划分为多个时段，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共和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恩格斯曾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称为“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作为分析和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实践的姊妹篇，这样的评价用之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是恰当的。
《法兰西内战》的产生与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息息相关。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进入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国际工人运动随之陷入低潮。1864年9月，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在第一国际的指导下，法国革命形势得到迅速的发展。法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对路易·波拿巴的帝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路易·波拿巴于1870年7月挑起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结果法军惨败，法兰西第二帝国随之崩溃。同年9月，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了新的政府，称为“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卖国投降，激起巴黎人民强烈不满。1871年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20多天后，马克思便着手起草《法兰西内战》，一直持续到5月底。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反动政府扼杀，坚持了72天。
主要内容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研究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性质、过程和影响，完整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革命思想；《法兰西内战》全面总结巴黎公社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界限；强调了“劳动权”的科学内涵，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即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断，革命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革命使社会各阶级都得到迅猛发展，革命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改造、并成为建设新社会的基础；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大资产阶级，同时也要防止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避免以流氓无产阶级的态度进行斗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共有四章内容。第一部分以“1848年的六月失败”为题，重点分析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爆发的原因和过程，深入论述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第二部分以“1849年6月13日”为题，主要阐述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溃败的过程，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整个资产阶级纯粹而完满的统治形式的实质，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三部分以“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为题，着重论述事件后秩序党的分裂及其与路易·波拿巴的权力之争，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第四部分以“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为题，揭露资产阶级普选权的实质，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在阐发这一阶段各个时期革命史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革命理论已经成熟。阶级斗争是社会政治革命的核心。具体来说，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自有阶级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和集中展现。二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往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一个剥削阶级战胜另一个剥削阶级，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因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断。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并非仅在于改善无产阶级的消极处境，而在于“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法兰西内战》共分为四章，重点在第三章。第一章揭露国防政府及其成员梯也尔、特罗胥等的叛国行为和挑起内战的反动本质。第二章具体论述巴黎工人起义的经过，系统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第三章运用较多篇幅深刻揭露旧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阐述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质，指明巴黎公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无产阶级第一次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第四章控诉梯也尔屠杀巴黎人民的罪恶行径，高度赞扬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公社革命的伟大意义。
《法兰西内战》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写作于1871年4月中旬至5月底。在这篇光辉的著作里，贯穿始终的是唯物史观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理论：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二是无产阶级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三是广泛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四是组织建设廉价政府。其核心涵义有二：一是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二是拥有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五是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委员以及一切公务人员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所有公职人员只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
当代启示
●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启示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法兰西内战》深入阐述了社会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等重大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尽管时代变迁，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局势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这一斗争的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制度基础。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当今世界，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国内状况，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必须组建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得出的重大结论。党的领导事关无产阶级运动的成败，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党的领导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定海神针”作用。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的这两部光辉著作批判了当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特别是资产阶级学者和代表性人物对这两个重大事件中群众活动的污蔑和诽谤，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既树立了榜样，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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