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松简介（董元明山水画）

原创文/董元奔

【编者按】本篇是“汉成帝时期（前33-前7）”第三篇。

汉成帝在位期间，非常重视风水在农业中的作用，他向全国推广了《泛胜之书》，责成各地官员依书根据各地物候、地形、水文、土质等条件，根据山神、土地神、河神的意愿来进行农事活动的安排。可见，风水术在汉成帝时期既有其科学成分，也有其巫术成分。当然，风水术的这种态势是长期形成的，而且在汉成帝之后还长期存在着。结合西汉时期的“三条四列”说等系统的风水理论，以及庞大的风水行业从业队伍——术士群体，可以说，风水术在西汉时期算是成型了。

风水术中的神秘因素在当代科学面前是无比荒谬的。但是，萌发于原始社会的风水术，不仅没有因后来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反而在西汉时期发展成型。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仅仅把风水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归结于人类早期认识自然界能力的低下，是不全面的。

原始社会时期，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恐怖的和不可理解的，这固然是风水术等鬼神迷信思想产生的温床，但是，在水患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选择适宜人类居住和繁衍的水土非常重要，当然也非常困难，所以先民们就重视风水，一边治水，一边择水土善者而耕居。原始风水术的萌芽主要就是源于这种择土而居、治水而耕的现实需要，而那些纯粹因为敬畏鬼神的迷信活动比如巫术、算命可能才主要源于先民们对自然界力量的浅薄认识和恐惧。

自从大禹治水之后，随着先民们对河流、山川等地理现象的理解逐渐深入，以至于后来出现了《禹贡》这样的地理学名作，风水术理应逐渐失去发展的原动力。然而，由于中国地貌的复杂，丰富多样的地理知识给古人们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迷茫和越来强烈的求解欲望，加之地理在畜牧业、农业中也越来越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风水术由此继续得到需求的牵引。《山海经》虽然成书于后世，但是其中大部分作品所表现的却是夏商甚至更早时期的先民们在农业劳动中形成的丰富的风水知识，这揭示了先民们利用风水知识指导生产和生活的历史事实。

推动人类早期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大力量是战争，对风水术的发展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无疑也是战争。夏商时期，风水术主要还是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商末周初，吕尚开始把风水术用于战争，虽然《封神演义》把吕尚的风水术写得很神秘，带有鲜明的巫术思想，但是，利用天文和地理知识取得战争优势，却是吕尚的战争法则之一，我们只能说，《封神演义》的作者远远没有吕尚本人对风水术与战争的关系理解得透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成为中国最重要、最常态的社会生活，军事家们对风水的研究更加自觉，也更加系统化，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和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都对风水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系统阐述。《孙子兵法》第十篇谈地形时说道：“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孙武告诫后世的将军们说：“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所任，不可不察也。”春秋时期的几次大战如城濮之战、崤之战的经验教训都是《孙子兵法》风水思想的直接来源，而公元前494年吴国军队在太湖中大败越国军队正是《孙子兵法》风水思想的初次成功实践，此后两千多年间，历代军事家所谓熟读兵书主要指的就是熟读《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也要求领兵者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孙膑具体阐述道：“五地之胜，曰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而“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也，五者皆不胜。”孙膑擒杀庞涓，从攻打平陵开始，就是他的风水思想在军事实际斗争中的具体运用。

当然，战国后期方术思想的发展和道教体系的成形，为风水术提供了系统的思想理论引导，虽然其中掺杂了神秘因素。同时，也正是这种神秘因素引导了人们对风水术在天文星相、农业生产、矿业（主要是早期炼丹术）、军事斗争中作用的持续探索。秦朝开始有了地脉和王气观念，秦始皇泰山封禅、改金陵为秣陵、伐树赭山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他修筑驰道、修建阿旁宫和自己的陵墓都极其讲究风水。而秦汉之际韩信的背水之战固然是风水术在战争中的发展，但西汉初期形成的关于九州地形的“三条四列”说无疑为风水术的更大发展和最终成型提供了基本框架。于是，风水术便在西汉时期得到巨大发展，形成了包括指导思想完整、从业队伍专业而庞大（即术士群体）、行业活动多样的态势，其核心思想并被儒家学说吸收，融入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编辑：董尧）

【作者简介】董元奔，字固辕，1971年生，江苏宿迁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省内知名辅导工作者。曾参与《江苏教育年鉴》部分文稿撰写，但学业主攻古典文学，兼涉古典哲学、历史学等传统文化。已发表文学论文、文化随笔、新诗诗词等各类作品近百万字。其文史随笔长篇的雍容华赡，短篇的泼辣犀利；绝句则清丽润朗，通达流畅。早年有专著出版，曾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征文比赛一等奖。近年来在今日头条等媒体开设文史专栏，为今日头条官方平台认证的首批“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