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峰书法作品（书画家张海峰）

HOT看本文前，请您先点击上面的蓝色字体“淇河两岸”，再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往期的文章，并收到每天的精彩文章，完全是免费订阅，请放心关注！

编者按：慈善和孝道，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为了大力弘扬慈善精神和孝道传统，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淇河两岸”近期将推出慈善和孝道的系列文章，欢迎读者踊跃投稿。现推出第1期，是张海峰先生缅怀父亲的的一篇美文，感人肺腑，让人潸然泪下。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去世50周年。

1

忽然一阵莫名心酸，想起了父亲。五黄六月天，他披着一件破棉袄，一动不动地坐着死在土炕上的影子，不时在我眼前浮现。

父亲离开我半个世纪了。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51岁。等我记事时，他已经是满头华发的老者了。那时候我老是在想，为什么别人的爹都那么年轻，我的爹却这么老。随着一天天长大，才终于明白了个中秘密。

据《清河氏族谱世系》记载，椤棬村张氏一族，于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年间（约1400年前后）自山西省晋东南的潞安府壶关县河邓村迁至林县淇东椤棬村，至今有了600余年。始祖真，二世祖忠，三世祖子云，务农。四世祖宗敏，为省察官。五始祖光前，拔贡，始任兰阳县教谕，继授德安府教授，后任枝江县正堂。兰阳县即现在的河南省兰考县，德安府为今天的湖北省安陆市，枝江县在现在的湖北省。四世祖和五始祖离开家乡，到外地做官了。六世祖明俊，生员，即秀才。五始祖光前创修家谱是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35年后，明即为清所替代。期间正值兵荒马乱，特别是沿淇河一带，土匪和李自成的农民军频繁骚扰，家境自此衰落。七世祖勋，八世祖文然，九世祖钦辉，十世祖保定，十一世祖经，十二世祖一新，爷爷锡学为十三世，父亲潮是十四世。从六世祖到父亲，世代务农，农闲时编苇席为生。

椤棬村是个古老的村庄，属于淇河河套小平原，淇河自西南来，在村西与东南来的泗沟河交汇后向北流淌。河边长着大片芦苇和柳林，护卫着村庄的安全。古淇河改道之前，这里是淇河发源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仍持此说。殷商时期，这里就以山清水秀著称，商王帝辛就曾多次来这里游览。这样一个丰饶的鱼米之乡，就惧怕兵荒马乱和水灾。李自成大军一过，不少沿河村庄消失了，与椤棬村毗邻的史魏村，自此销声匿迹。

到了父亲一代，生活难以为继，就在林县和山西之间来回迁徙。

父亲兄弟三个，大伯和二伯是双胞胎。自他们记事，就靠编苇席度日。编苇席是技术活儿，从破蔑子到编成席子，需要付出复杂的工艺劳动。苇蔑子上的刺像针尖一样，会不失时机地钻进手指里，需要剜开皮肉挑出来，往往把两只手刺得鲜血淋漓。他们兄弟三人刚懂事，就都成了手艺人，爷爷让他们小小年纪每人每天编一条席子，编得慢就要受皮肉之苦。大伯学编席子时，年纪尚幼，脾气暴躁的爷爷看他不得要领，一脚踹倒，从三尺高的檐台上滚到院子里。

由于有严苛的管教，三个人编席子的手艺儿在临淇川远近闻名。在那样清贫的年月，他们还能苦中作乐，将铺炕的二纹席子编得密不透风，倒上去一盆水，不会漏下来。特别是能在炕围子上编出红囍字、兰花、牡丹或二龙戏珠的图案，让屋子增辉。

这里有段与伯父、父亲有关的传说：一次，兄弟俩去临淇镇集会上卖席子。到了后半晌，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掂着一条二纹席子不松手。他说：“我想买这条席子，只是没带钱。”

伯伯说：“那没事，你说好地址，随后让我弟去找你就行了。”

老人说：“我姓牛，住在西蒋村东头。”

白胡子老头扛着席子走了，有人就对伯伯说：“你连人都不认识，就把席子让他扛走了，我看八成这钱要不回来了。”

伯伯说：“不会的，我看这老头是个厚道人。”

过了几天，父亲去西蒋找姓牛的老人，村里人说：“俺村有姓刘的，姓逯的，姓党的，哪有姓牛的呀！”一个小伙子一拍大腿说：“有，东头牛王爷姓牛。”“哄”的一下，大家都笑了。

不管是不是，这是唯一的线索了，一帮好事的年轻人拥着我父亲来到牛王庙。牛王庙坐北朝南，庙门虚掩，父亲推开门走进去，一眼就看到那顶席子悬在塑像头顶上，原来房顶漏水啊！席子下，一尊雕塑慈眉善目，不正是赊席子的老人嘛！塑像前供桌的一角，放着一块银元，父亲的眼睛立马就湿了。跟来的一群年轻人哪见过这等奇事，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1978年时，我在林县气象站上班。一天，西蒋村的农民气象员党合喜到气象站汇报工作。吃午饭时，我突然想起了牛王爷的事儿，就给他说了说，没想到党合喜惊讶得合不拢嘴。他说：“这事儿在俺村无人不知，都当民间故事来传，谁知道赊给牛王爷席子的就是你大爷和你爹啊！”

手艺儿再好，遇到兵匪骚扰或年景不好，再好的席子也卖不动，兄弟仨只好去山西逃荒。

2

对于父亲他们来说，这次上山西成了揪心的痛。二伯走到半路，病死了，随后二伯母改嫁，没有留下孩子。

大伯两口子生过一个女孩，没有养成。算命先生说，他俩一个属龙，一个属虎，龙虎斗，妨克，养不住孩子。可他们俩感情好，反正还有弟弟呢，就这样过下去了。这以后，一家人便把传宗接代寄托到了我父亲身上。父亲到34岁才娶回了我母亲，那时候母亲才17岁。我姥姥家是深山区碾上村，比我家还穷。娶回我母亲后，父亲送了舅舅一块银元。舅舅把银元揣进贴身衣兜里，还指望着回家还债呢！没想到走到离我家二里路的上轿口（即现在的景岗山大券处），被土匪拦路打劫了。舅舅临走还挨了一脚，一瘸一拐回了家。

1939年农历二月十五，是临淇镇的古庙会，奶奶踮着小脚去赶会。天上飞来几架日本飞机，黑乌鸦一般在人的头顶盘旋。没等赶会的人反应过来，飞机上便撂下了一连串炸弹，将人们炸倒在血泊中。奶奶挨了炸弹，肚子被炸破了。伯伯和父亲找一块门板抬着她回家，走到半路，奶奶断气了。

后来，日本人在离我家二里路的吕庄村设立了“皇军司令部”，可把周边老百姓坑苦了。有一次，父亲被日本人抓住挖战壕，父亲不情愿，把日本人惹恼了，但看他是块干活儿的料，就将邻村一个老人一刺刀挑死，又将血淋淋的刺刀在我父亲身上擦了擦。这种杀人场面父亲还是头一次见到，明摆着是警告的意思，再不听话，就和这个人一样下场。不长时间，挖战壕的人被抓了一大群，挤了半个院子。父亲假装上厕所，跳过矮墙逃跑了。辛亏没有被发现，不然，哪还会有他的活命！

养儿育女是我父母的心病。母亲生了三男三女，我是老小，但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没有养活，两三岁就夭折了。

大儿子出生后，虎头虎脑的，非常讨人喜欢。一家人高兴得泪汪汪的，觉得张家有后了。两个哥哥没有儿女，三弟有了儿子，那是多么激动的一件事儿啊！给孩子起名时，粗通文墨的大伯伯不敢擅自做主，专门去请教了邻村风水先生，按照“树”字辈分，取名“树根”。树只要深深扎下了根，还怕长不成大树吗？万万没有想到，这棵树还就是没有长成。大哥虽然入了族谱，但仅过了一年，在他6岁时便死到了父亲的怀抱里。按照当地风俗，不到7岁的孩子死去不能入祖坟，这样，我的大哥哥就被扔到荒郊野外，由野狼野狗拖走了。

这以后，母亲又相继生下了一个男孩儿三个女孩儿。但命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这四个孩子全都没有养活，均是在三四岁时夭折了。最可怜的是我的小姐姐，她大我三岁，一个看见人就会嘀嘀笑的小娃娃。父亲母亲伯父伯母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怀抱里揣着，手心里捧着。长到两岁多，死亡之神依然没有绕过她。连村上邻居都落泪了，觉得张三成（父亲的乳名）这家人家算是“灰堆”了（败落了，振兴不起来了）。

父亲和伯伯压抑着痛苦，去找阴阳先生讨“破法儿”，阴阳先生便如此这般口授一番。回到家里一说，嚎啕大哭的是伯母，撕心裂肺是母亲。父亲抱起断了气的孩子，伯伯掂了一张锨，两个人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地朝着淇河边去了。

随后才知道，他们按照阴阳先生的口授，用过激的办法处理了小妞妞的尸体。父亲论起铁锨，朝着我小姐姐的尸体一锨一锨砍，嘴里还不停地说着狠话：我叫你来骗我，我叫你来骗我！

那时候，父亲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他和母亲心灰意冷，感觉时光没有了光泽，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3

我生下来后，4个老人看是男孩儿，喜忧参半。要真能养活，那可是菩萨显灵，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张家有后了。但谁能知道以后呢！

为了保住我的小命，父亲便让母亲将我的左手小指咬掉一小截，用此来告诉阎王爷，生的虽然是个男孩儿，但身带残疾（这是我老家风俗，一残疾就不主贵了）；又在我左耳朵上扎了耳朵眼儿，戴上银耳坠；在后脑勺留了小辫子，扮成女孩（不引起阎王爷的注意）。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在我满月时，把我包扎了一下，扔到村西大券外头的芦苇塘边，以示这孩子又未能养活，扔掉了。再由邻居徐阿姨把我抱到她家，来说明我是她从野外拾到家里的小孩儿，这样，我就是她的孩子了，以后我便喊她干娘。然后由我父母端着一斗粗糠和一块银元送到她家，再把我抱回来。意思是，我家缺孩子，就让我家买走吧！这样转了一大圈儿只是来证明，我不是他们的亲儿子，是拿一斗粗糠（不值钱的意思）买回来的，请阎王爷高抬贵手。我的名字，也随着干娘的儿子（元字辈）叫买元。我还不能喊父母为爹娘，学说话时就喊“叔叔”“婶婶”。为了我这条小生命，爹娘把心都操碎了。

我3岁时，是四个老人最担心的一年，他们害怕我像哥哥姐姐一样躲不过生死劫。我只要有一点风寒小病，他们便焦虑得整夜不会睡觉。有一次咳嗽不止，父亲连夜去请来了村医张迎升。张医生是个和善的胖老头，他看了看我的舌苔，号了号我的脉搏，对我父亲说：“三爷，小叔叔没事，打一针就好了。”原来，他还管我叫叔叔呢，可见我的辈分之大。张医生是个有文化的村医，那时候他就已经中西医结合了。

年龄稍大，我开始害怕打针了，一见张医生扛着药箱来家，还没有号脉，我就开始骂他了。张医生不恼，笑嘻嘻地说：“小叔叔，这次不打针，喝甜药。”谁知他是骗我的，那药根本不甜，苦得很，就挥胳膊踢腿，坚决不喝，谁也抱不住我。还是张医生有办法，让父亲母亲大爷大娘一起动手，把我装到盛粮食的布袋里，只露出脑袋，这样我便无能为力了，由着母亲用汤勺一勺一勺把汤药灌到我嘴里。

不知道冥冥中究竟是谁保佑了我，使我长大成人了，这成了父母心中的一个谜。后来才慢慢知道，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我属牛，生于1949年6月，国家大局已定，结束了兵荒马乱，而且育儿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经过医学科普教育，知道了旧社会婴幼儿死亡率高的原因，大部分源于天花。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早在3000年前，埃及法老王时代，拉米西斯便死于天花。16—18世纪，天花几乎占领了世界各地，全球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口遭受天花的威胁。

在天花存在的几千年里，它的传染性之强、肆虐范围之广、死亡率之高，使人“闻之丧胆”。上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在地球上绝迹——人类彻底消灭了天花。这一伟大功业靠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共同努力，但最大的功臣乃是“天花疫苗”的发明者——英国外科医生琴纳。

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打井人。何况是救命之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忘记琴纳的恩情。

我能够长大成人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我父母一辈子乐善好施，积下了阴德，给张家留下了一根独苗苗；也有人说我沾了牛王爷的光，要不为什么正好属牛呢！其实我一生下来，就由村医在我的左胳膊上种上了天花疫苗，这应该是我能够活下来的前提。

伯父老两口无儿无女，和我父母在一起过日子，他们一辈子没有分过家，住在四间低矮的草房里，和睦度日，这在村里传为美谈。这座草房一直维持到1972年，成为我们村唯一的一座草房子。我在这里为伯父、伯母、母亲、父亲送终，在这里结婚成家，在这里迎接我大儿子降生。1972年年底，经我和妻子省吃俭用加上亲戚接济，终于将四间草房扒掉，盖起了三间瓦房。但苦难并没有离我远去，让我的前半生继续承受难以承受之重。

4

父亲对我溺爱有加，一辈子只打过我一巴掌。

一到汛期，我们村边的淇河便来势凶猛，河床里洪水翻滚，不断有人畜在洪水中挣扎。村里的小孩子都喜欢去河里洗澡、游泳，但几乎每年都会有小孩子出事的传闻。为了防止我去游泳，父亲便把院子大门门栓拴上。游泳毕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吃过午饭，只要有小伙伴在门外吹口哨，我就会飞一样往外跑。那天父亲一把手将我搂到怀里，我只能做无谓的挣扎，趁他冷不防，将他的胳膊咬了一口。父亲气极，“啪”地扇了我一巴掌。我不再挣扎了，乖乖随他回屋里睡午觉。从此以后，我不再玩水，也没有学会游泳。

父亲耿直，不会巴结人，不会奉承人，说话不拐弯。在我七八岁的孩提时候，一件事清晰地印到了心里。

那是秋天的一个上午，一个不认识的邻村年轻人在本村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陪同下来到我家。邻村年轻人扛着一杆步枪，本村年轻人在一边侍候。我父亲正在碾苇蔑，看他们扛着枪进门，吓了一跳。本村年轻人对我父亲说：“三爷（他辈分低，喊我爹爷爷），借你家的半截墙打老鸹（白鹭）。”

那时候我家住在村子最西边，墙外边就是庄稼地，不远处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树冠上有一个偌大的老鸹窝。

父亲说：“打老鸹干啥，又不是害鸟。”

扛枪的年轻人不高兴了，说：“这鸟是你养的吗？”

本村年轻人一看闹僵了，赶紧打圆场：“三爷，快把那个小凳子掂过来，接接脚。”

父亲看这年轻人不顺眼，哪会为他掂凳子，照常碾苇蔑子不误。本村年轻人下不了台，只好自己打着哈哈，一边掂凳子一边说：“这老头，真倔！”

外村年轻人枪法不错，“砰”的一声，白鹭扑楞楞落下来了。这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不明不白地丧了性命。

两个人一边喊着“打中了”，一边急着去捡白鹭。临走，年轻人还狠狠地扭头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说了一句话：“造孽！”

没想到，这件事虽然过去了，隐患也深深埋下了。

1957年，我8岁，父亲送我上小学。启蒙老师是唐家岗村刘士祯，高高的，瘦瘦的。学校在椤棬村的大南院，临着街，没大门。

孩子们入学是要经过简单面试的，话题各有不同。轮到我了，刘老师问：“你姓啥？”我说：“姓张。”“几岁了？”“9岁。”农村通行说虚岁。刘老师看我口齿清楚，不怯场，开始喜欢我，就又问：“今天啥天气？”我说：“晴天，有白云彩。”刘老师笑了，父亲也笑了。刘老师对我父亲说：“回去给孩子买支笔，买个本，最好再买把算盘。”父亲说：“都买好了。”但他没有说，我在伯伯的辅导下，已经会用毛笔写字了。从那以后，我就是学生了。

1958年大跃进，各家各户的锅全都收走炼了钢铁，村里人挤在一起吃大锅饭。深秋的一个早晨，冷飕飕的，树叶子一夜间被霜打枯了。我跟着父亲去食堂打饭，走到胡同口，对面来了几个人，问我：“早晨去东坡地割红薯秧了吗？”我说：“没去。”他们说：“没去你还敢去吃饭呀，文生（我的同龄小伙伴）没去割红薯秧，让队长掂着胳膊筛锣一样打呢！”我害怕了，说啥也不能因为一顿饭去挨打呀！我看了父亲一眼说：“往学儿吧，早饭不吃了。”父亲怕人看见，从僻静的小路把我送到了往学校的路上。

一堂课还没上完，同桌悄悄对我说：“你叔叔来了。”父亲站在窗户外正往教室里看。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热红薯递给我，说：“赶紧趁热吃了。”扭头就走了。中午回家才知道，红薯都是按人定量的，我早起没有吃上饭，四个老人匀出来一块红薯，让爹给我送去了。

谁知道，早晨没去割红薯秧的事儿并没有完，队长讲话了：“有的人家，老的老小的小，没劳力，还娇惯孩子，清早害冷（怕冷）不去割红薯秧，就知道来吃饭。你说，谁该养活你们？”

饿肚子最严重的1960年，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分成了小食堂。小食堂也是三餐清汤，中午每人增加一个淀粉窝窝头。好多人得了浮肿病，伯伯、伯母、父亲、母亲一个也绕不过，腿肿得老粗，用手指头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现在的好多年轻人可能不会相信，那淀粉窝窝头竟然是麦秸做成的。粮食没有了，树叶没有了，连山坡上的草也吃掉了。于是生产队就根据上级指示，把麦秸配上干红薯秧碾成面，蒸成窝窝头填肚子。即使这样的窝窝头，每个人也只有一个。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饿得头晕眼花。父亲不忍心我挨饿，总是掰出来半个窝窝头补贴我。

村西的芦苇荡是父亲常去的地方，那里生长着一种“小黑豆”，秧子细长细长的，缠绕在芦苇上，结出小小的豆角。秋天豆秧子黄了，豆荚里包着的比绿豆还小的小豆子也熟了，村里人就摘回家，用小铁筒煮熟了充饥。这种“小黑豆”并不多，临着小路的芦苇荡都被人光顾过无数遍，父亲就深入到芦苇荡深处，半天能摘一大捧。就用这些“小黑豆”，帮我们全家度过了难关。

从解密的文件里知道，1960年统计，泽下公社17个大队，161个小队，191个公共食堂，7240户，37958口人，患病者4143人，其中浮肿病人1539人。12月下旬，10天内死亡28人。这是一组很可怕的数字，一个公社尚且这样，一个县，一个省，全国呢？何况泽下公社并非重灾区。

5

我是1963年上初中的。因学习比较拔尖，在普查摸底时，引起了林县三中教导主任牛天浒的关注，专门去我家家访，给我也给爹娘鼓劲。林县三中在临淇镇，离我家很近，过淇河走不远就是，去那里上学太方便了。不巧的是，考前一个月我得了麻疹，每天捂在家里憋汗。考试那天，淇河正发着大水，父亲把还未痊愈的我“全副武装”包严实送到淇河边，由渔村的船工张继昌渡我过河。神志还没有清醒，考试成绩可想而知，期盼的林县三中最终没有向我伸出橄榄枝，我走进了泽下中学的大门。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秀才”了，那可能是父亲一辈子最舒心的时候。

父亲一辈子除了会种田、编苇席，据说还吹得一口好笛子，也算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技艺。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由于忍饥挨饿，几乎全是矮个子。到了我的两个儿子，日子逐步好转，都长到一米七以上。生在省城的孙子，18岁就长到了1.82米。我们这一代“半残废”是特殊年月造成的，我没有理由埋怨父亲，相反，我为有一位正直、善良、倔强的父亲而自豪。

1968年4月20号，泽下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5月份全公社便出现了打人恶风，掌权后的一派对另一派进行残酷打击、迫害、报复，揪斗所谓走资派、坏头头，致使泽下公社原公安员靳多士上吊自尽，好多无辜群众遭毒打、游斗。我当时19岁，同样受到了不公正冲击。那段日子，我被责令天天去位于邻村的大队部写检查，但始终不能解脱。母亲和伯父、伯母都死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病息恹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吃不上药，就在家里熬日月。我本应该在家里照顾他，但是不能。7月1日（农历六月初六）中午，我写完检查匆匆回到家，一进院子就喊“叔叔”，没人吭声。大步跑进屋里，发现他披着一件破棉袄，一动不动在炕上坐着，已经断气多时了。

“爹呀！”我嚎啕大哭起来，不再喊“叔叔”了，他是我的亲爹啊！

爹死后，给我留下了300元钱，用纸包了好几层，放在农家桌子的“夹底”里，那是他和母亲、伯伯、伯母一辈子的积蓄，是为我娶媳妇积攒的。但这珍贵如命的钱我没有保住，被泽下中学一位个子矮矮的姓王的教师以罚缴柳条帽赔偿款的名义讹走了。

父亲对我的爱从来没有在语言上表达过，他不善言辞。但是，他把正直的做人准则留给了我，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了坚强的毅力，有了爱憎的分辨力，从而克服种种磨难，走出了一片天地。

父亲离开我半个世纪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作者无关）

作者简介：张海峰1949年6月生，林州市五龙镇椤棬村人，大专学历，长期从事期刊编辑、记者工作。现为河南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中国气象局《气象知识》杂志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注册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科普书籍《云天探秘》《气象万千》、文学书籍《撩起尘风》《风雨人生》、文字书籍《常见字词辨误》等19部；拍摄的照片曾获得全国及地方十多次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