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欲成大事，先了心病。《道德经》就是一本根治心病的奇书，自古治愈无数能人，其中就包括曾国藩。曾国藩大悟老子《道德经》，改变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脾性，助他走上了人生的巅峰。越是困境越是大悟的契机
曾国藩年少得志，40来岁就做到五个部的副部长（侍郎）。后来以书生身份带兵打仗，平定太平天国，兴办洋务运动，成为晚清的中兴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缺少、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非常受毛泽东、蒋介石的推崇。
因为少年得志，早年的曾国藩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他刚开始带兵办团练(杂牌民兵)时，完全看不惯湖南官场的老旧腐败作风，与长沙官场格格不入，与绿营军（国防军）矛盾重重，差点发生火并。
在曾国藩最艰难的时候，他病了。那是咸丰七年，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围剿太平天国的部队，但面临的是“江西长毛气焰仍旧嚣张，军事毫无进展，银钱陷于困境”的局面；又有朝中的对手暗放冷箭诬陷；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其父在家乡去世。
在回家奔丧的途中，望着枯浅的河水，想起自己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上的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却落得个皇上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乎陷于举国不容的境地。
曾国藩回想这几年，除了痛苦，又得到了什么呢？论官职依旧只是个侍郎，那些相处较好的同僚们各有升迁，一些才质庸劣、心地又坏的小人更是一个个加官进爵、手握重权，天下的事真是太不公平了。想想自己，他不禁心灰意冷。
曾国藩居丧家中，咸丰皇帝又开了他兵部侍郎的缺，命他在籍守制。次年盛夏，湘勇捷报频传，胜利已现曙光，而他却像一个弃妇被朝廷冷落。想向皇上请缨，又怕上头怪罪其出尔反尔，思前想后，左右为难。于是他脾气越来越坏，病情愈来愈严重，心情愈来愈烦躁，尽做噩梦……
这段时间，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加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我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在二弟曾国潢的陪同下，曾国藩来到碧云观拜访丑道长。丑道长对他说：“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改行黄老之术，则心可清、气可静，神可守舍、精自内敛，百病消除、万愁尽释。”并为他开了一纸治其心病的药方。
这个药方，正是《道德经》。
曾国藩早已熟背《道德经》，但从未有特别感受。在丑道长的着力推荐下，他关起门来再次一遍一遍读《道德经》。果然，在这样的状况下重读《道德经》，他觉得字字在心、句句入理，真有大彻大悟之感。
人总是要经历够了世事、到了一定时候，才能真正体悟一些高深的道理。
在此之前，哪怕再熟也难解其中真意。曾国藩大悟《道德经》，自此开始了自己以及整个人生的脱胎换骨。
深悟水之七善，打下深厚心性基础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则有七善：
第一“居善地”，一个人要像水一样甘居下位，这是做人的智慧；
第二“心善渊”，人的心境要像水一样深沉渊默有深度；
第三“与善仁”，待人要像水一样友爱仁善；
第四“言善信”，说话、承诺要像潮水那样准时而有信；
第五“政善治”，从政要像水一样保持平衡，治理、管理要保持一碗水端平；
第六“事善能”，做事要像水一样发挥最大的效能；
第七“动善时”，行动要像水一样把握时机。
修心修身、做人做事的道理，全在里面了。
这七善带给曾国藩巨大的启迪。老子说“善战者不怒”，善于打仗的人不会发怒；“善胜敌者不与”，能够胜敌的人不会放弃；“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善用人的领导是谦下不争、以成就他人来成就自己的。
此后，曾国藩便一改过去锋芒毕露、舍我其谁的硬朗作风，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他自己说：“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意思是：上天久长永恒，而我所经历的只是很短的一瞬，所以当忧患、不幸、灾难到来的时候，应当容忍、隐忍，慢慢的等待这一切安定下来、结果清晰起来，而不要盲目冲动、鲁莽行事。
他还说：“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意思是：大地广大厚重，我所处的仅仅是很小一块，所以当遇到荣辱、利益之争的时候，退让而主动处于下势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此则不受其害、受人爱戴，舍小利而谋大局。
此后，曾国藩甚至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还“啖之以厚利”。自古至今人的生存环境、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是差不多的，如何更好地身处其中以图成功是门大学问，这也是曾国藩的领悟对于今天的我们之价值。
反思过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曾国藩当时研悟《道德经》，终于懂得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道理，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法家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老子参悟天道以明大事、深彻天下竞争之术的大智慧，全部包含在一句话里——“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格格不合，在南昌与两位同僚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同僚、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同僚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
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办法有时行不通，迂回、间接、柔弱的方式却可以达到目的，能够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那么为什么不采用呢？
曾国藩少年时就熟记的 “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等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这时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他在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
曾国藩领悟至此时，曾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心中的困惑、胸中的郁结自此烟消云散，整个人完成了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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