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故乡我生长的那个小山村，依山傍水，那里有父母的土地，有他们的房屋。土地是公家的，房子是公家批了地基自己盖的，盖在一个小半坡上，距小队的村子三百米左右。就在那个小山村，我成长着。我是父母的女儿，他们有什么，我就有什么。...
遥远的故乡
我生长的那个小山村，依山傍水，那里有父母的土地，有他们的房屋。土地是公家的，房子是公家批了地基自己盖的，盖在一个小半坡上，距小队的村子三百米左右。就在那个小山村，我成长着。我是父母的女儿，他们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一切的快乐，生根发芽开花。在那个小山村，在父母的庇护下，我可以如在童话中一般，做梦。梦，很斑斓。虽然生活贫困，天，却很蓝。树很绿，空气很清新。眼睛很亮。父母都是世代农民。父亲当过兵，回来还是当农民。他们在这里出生，也注定要在这里老去。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那里有煤矿，除了种地这个“主业”，煤矿就是可以挣钱的“副业”。集体化的年代，农闲时节，除了生产队长和副队长，男劳力都去煤矿搞副业。农忙时节，男男女女都忙着春耕。春节前后，男人就抽空把土地用牛犁开，大家把农家肥背到地里。开春的时候帮着把种子种下去。其它的事情，大多都是女人的了，所以，妇女一年到头都在土地上，种瓜种豆，锄草薅刨。有学生的人家，放了晚学、周末或假期，学生是妇女的得力帮手。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边读书边帮着母亲操劳土地与家务。我不喜欢放牛，放牛是男孩子的事，何况，放牛太闲，舍不得浪费。我也怕牛，一直怕，看着那行动迟缓的庞然大物，我总是远远地躲开，所以，放牛的事，是两个弟弟的。我在地里找猪草，在土埂上割草，也在路上捡牛粪。那时还是大集体，割草找猪草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只要不偷粮食，去哪儿都可以，所以我割草找猪草会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时候，我边干活边唱歌。那一片土地，有我儿时的足迹，有我儿时的歌声。晚上，我帮妈妈推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石磨很重。石磨的手柄上还可以横套一个叫“磨担”的木棒，第三个人可以站在远一点的90度地方，三个人一起推石磨。如果父亲来和母亲推磨，我就退下去推“磨担”。摇来摇去，摇去摇来，有时我会打盹，困得不行，闭着眼睛站着继续摇。大哥或二哥也会去推“磨担”，摇着摇着也像我一样。剁猪食，也是我的事。剁的是洋芋、萝卜和猪草。用一个很深很大的木盆，下面放一块砧板，先切成小块再细细地剁，一大盆猪食，有时剁到很晚还在剁，因为我必须晚上剁出来，让母亲第二天一早煮了喂猪。早上，我们读书去了。男的去煤矿背煤，妇女们由队长带领去地里劳动。那时的劳动都记成工分：割来的草，捡来的粪，煤矿上背的煤，都称量出来记成工分。我们隔县城五十多公里，城附近有个大电厂，是中央企业，全县煤矿的煤都拉到电厂发电。电厂也需要焦煤，就把一部分生煤先炼成焦煤再拉到电厂。我家附近小河边有一个炼焦煤的厂子，那厂子很壮观。要炼焦煤的时候，先把生煤铺在地上，用燃料点上火，让它渐渐着了火，旺了，继续往前铺生煤，一直往前铺，那煤火跟着往前走。差不多了，用空心砖把它镶嵌起来，像盖上一床满是蜂窝眼的大被子。一个四方形的，长、宽差不多三四十米，高大约两三米的火厂就封好了。燃呀燃，整个火厂都燃红了，火焰在“被子”里串出串进，无数的火舌从“蜂窝眼”里欢快地伸出伸进，天大地大的一笼大火在露天里熊熊地燃烧。晚上，很远就可以看到火厂映红了半个天。冬天，事情不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去火厂边烤火，拿洋芋到火厂上烧了吃。火厂左侧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游左右各有两个小村子，分别是两个小队，我家在右边的小队。小河左侧两三米左右的地方又有一条较大的河，流着流着，三百米左右后，与小河交汇，顺着东南方滚滚而下。我们那时的小学在大河的上游。小河上游贪玩的男孩子经常从家里偷出洋芋、小瓜之类，到火厂上烧了吃，却告诉父母他们读书去了。进城读书后，我和同学们侃起我们家乡的火厂，骗他们说我们那里的大炉子火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他们都说我吹牛不沾谱，不相信，我把真相告诉他们以后，同学们都觉得真的好神奇。这是后话。生煤炼成焦煤了，剩下一包包的灰，冷却后，男劳力把焦煤一块一块地撬起来，让拉煤的卡车拉到电厂。炼焦煤剩下的灰泡泡，掺上猪牛人的屎尿，是最好的农家肥，所以一场焦煤炼出来，妇女就带着小孩用筛子把焦煤筛出来，把细细的煤灰背到粪堆上。筛灰，背灰，哎呀，弄得满身的灰，眼睫毛都是灰。然而，这一切都是工分呀。我们家乡的副业，就靠这煤矿了。记量工分的时候，自己家厕所里的粪水都用统一大小的粪桶计量，轮到哪家了，队长就率领全小队的人到人家的厕所门口，用好几米长的大粪勺舀出来放在粪桶里，然后，倒在混合的煤灰杂草上，搅拌均匀，叫“窖粪”。称量粪水的时候，社员的眼睛都鼓鼓地盯着，这家的粪水清了稠了，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有眼尖的说人家怕是在粪水里掺了泥巴，等等，为此吵得不可开交，都是因为与工分挂钩。割来的草，背到队上公房门前的空地上，队长先把篮子掀倒，把草倒出来，用抓耙使劲翻抖，确认草里面都没有多少泥巴了，再让你重新装篮，背上背，连人带草站在磅秤上称，称完了，再称称你的体重，称体重叫“除皮”。除了“皮”，就是草的重量了。称完了，挂上工分，养着牛的人家，还是背回家喂牛，牛吃剩的草合着圈里的牛粪，猪粪被牛和猪踩来踩去，也成了农家肥，年底称量出来也记成自家的工分。我割草是行家，不怕远，也不怕近。一般，太近，早就被别人割了，但我总还能从人家已经割过一遍的地方再割一遍。人家割的是高枝，甚至刺稞，那样的草割起来快当，工分来得快。我第二遍割的才是真正的草，细细密密的青草，牛爱吃。我家就养着一头黄牛，是公家的牛，派给我家养，时间长了，那牛也像自己家的家庭成员一样，被爱护。我家的牛总是肥胖肥胖的，春耕拉出去耕种，有使不完的力气。有时，也去很远的地方割草，那些硬硬粗粗的蒿草，牛不爱吃，但可以给牛当棉被，冬天的时候，牛卧在蒿草上，舒服多了。很多时候，蒿草太好，我一个劲地割，割着割着才发现篮子装不下了，被压得太实在的蒿草我也背不动，我就跑回家叫两个哥哥去背。也养猪，猪和牛是分圈的，怕牛的体重太大压死了猪，也怕牛劲上来用角去顶猪，猪就惨了。按辈分，我叫队长舅舅，他是母亲族里一个远亲堂弟。舅舅给我称草挂工分，先很严格，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也总把我的篮子掀倒，用抓耙使劲抓抖，每一次，除了青草，舅舅什么都抓抖不出来，以后，他再不掀我的篮子了，让我直接站上磅秤去称。那时，父亲是小队的出纳，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队上给全村的人记工分，也叫挂工分，为了避嫌，我家的工分则让会计记。我边读书边干活，每年都可以挣很多工分。勤劳之家有饭吃，我们兄妹都读书，年底还可以分得点钱，给我们做学费。那时，粮食是按人头分的，有些人家，人多，却没有挣得多少工分，粮食有了却要倒补粮钱给队上，所以这些人家的孩子大多没有读上书。猪是家家都养的，过年的时候好歹要吃顿肉啊。或大或小，或瘦或胖大多数人家都养一头，有些两头。养出来的猪，是不能自己独吃掉的，每头猪都要背一半到食品站交给粮油公司，猪油也要上交一半。一户人家养了两头猪的，杀猪的时候，不能把猪尾巴割下来，怕你交了那头猪的小半而留下大半，所以杀完猪以后，是两头猪的尾巴都要在猪身上才交得了差。交到食品站的猪肉，工作人员把它腌制出来，定量供应给“吃国家粮”的人，猪油也是食品站的人把它炼出来定量供应。年底杀猪，家家交猪肉和猪油到食品站，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就会从村子里叫一两个人去帮忙腌制猪肉或炼油。那时，食品站有一个叔叔，经常叫父亲去炼猪油。我才五六岁，很馋，知道父亲去食品站炼猪油，常常悄悄跟了去，远远地缩在父亲的背后，叔叔看见了，把炼好放在大盆里的油渣，用手撮起两三块放在手里撒点盐递给我。父亲看见了，瞪着我说：“一个姑娘别这么馋，赶紧回去，以后不准来了。”我像做贼一样把油渣捧在胸前赶紧跑了。我长大了，读小学，读初中，我读初三的时候，土地下放了，从此，我家吃得饱了，还有了余粮。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那个叔叔还是在食品站工作，我假期回来的时候，父亲就让母亲做顿好饭菜，请叔叔来吃。市场还没有开放，余粮还是不能自己卖，要平价卖给粮管所，粮管所又供应给有工作的人。我师范毕业，成了一名教师，生活好多了，但工作人员还是要凭票去购买生活物资：买油，买布，买粮，买红糖，买鸡蛋等等。那时，在哪个单位上班，职工肯定会多有一些实惠，所以那时有个顺口溜：粮食公司饱鼓鼓，食品公司油噜噜，供销公司花绿绿，小学教师灰涂涂。我也是一名灰涂涂的教师。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有个年长点的同事和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个六七口之家的老教师拿着油票去食品站称猪油，提了一个大锑锅，工作人员一看，有些不屑地说：“你家有这么多的油吗？拿这么大的锅来。”老教师没吭声，下一次拿了一个墨水瓶给食品站的工作人员让他装猪油，工作人员一看，才知道他是个教师，笑了。那时，食品站，供销社这些单位是很拽的，教师灰么灰点，但还是很受人尊重的。这样的状况，一至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土地下放后，我家的土地在四面八方，远远近近，陡了平了，瘦了肥了，我都清清楚楚。考上师范，只有假期才去地里了，每次回来，整个假期多数都与母亲在土地里，寒假翻土、打垡子、背粪，准备种庄稼；暑假刨洋芋，撕苞谷。在土地上，包产后的农村也发生很多悲与喜的事情。耕种的时候，哪家的犁伸到别人家的地里多犁一犁，吵得翻天；哪家的埂子被下面那家挖得太薄，也常常大动干戈。春耕的热情，秋收的喜悦，农民所有的情感都在那片土地上。我师范毕业，大哥二哥相继成家，父母把土地分成四份，把他们的两份分给了他们。接着我也成家，调工作，很少去地里了，我与家乡越来越远，那一片土地也渐渐生疏模糊起来。两个弟弟也成家后，父母又把另外那两份分给了他们。四个儿子家的土地，各让出一小点在附近给父母，让二老还有自己耕种的土地。等两个老人都老了，又各自收了回去。父亲盖的老屋四间，四个儿子，一家一间，也都分了。火厂已经多年不炼焦煤了，那个位置变成了一片地，有一部分就是分给我家的，后来父母又分给了哥弟四个。父母在小河边又盖了两小间一层的瓦房。总算，他们又有了自己的住处，房子小归小，却很清新，密密的树林，潺潺的小河水。父母留种的土地也在小房子的附近。门前的小路，是通往小学的，也通往几个村子和小街。学校在这头，小街在那头，小房子在中间。母亲在家门口用个大凳子支着簸箕，盛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卖。她的孙子孙女们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冲奶奶这里来，讨要奶奶的零食吃。那时，父母还有他们的住处，我也有很好的归处。来到小房子里探望她们，热天门前树下坐，冬天屋里一炉火。就在小房子门前，我看看里面，看看外面，看着他们种的庄稼，微风呼呼地在苞谷丛里点头伸腰。门前还有母亲养的鸡仔，我就坐在门前写文章，文思泉涌，我写了很多文章，有些还发表在刊物上。侄子们跑下来，看见我来了，就跑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又跑回来说：“我妈说了，明天去我家吃饭。”往往，我回乡看望父母，住上四五天，也跟着父母把哥哥弟弟家的饭都吃一个圈，也就走了。后来，哥哥弟弟家各自又在老房子后排盖了新房，老屋就用来杂用了，堆煤堆柴，堆粮食，关猪关牛。有父母的家乡是家乡，那是我的乐园我的梦乡。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渐渐衰老，突然间，母亲倒在了小河边她正在浇菜的土里，没有醒来，背回家三个小时，就去世了。母亲一去世，我瞬间觉得满是苍凉，我不再是那个已为人母多年回来仍然在母亲膝边磨嗦任性撒娇的王家姑娘了，我突然老了，虽然那时我也才三十多岁，但母亲的去世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父亲在那所小房子里又住了几年，我还是每年回去一两次看他，但他已经没有能力种地了，地，交还给了他的四个儿子家。后来哥哥弟弟不放心父亲，二哥腾空了老房子，把父亲接到了他的老房子里。河边的小房子折算给了小弟，他一把锁锁了。过几年，他把小房子卖了。听说新的房主也没有住在那里面，而是拿它杂用。父亲在二哥的老房子里住了几年，提出要轮流着住住几个儿子的老房子，以示公平，三弟又让父亲去住他家的老房子。我还是每年一两次回来看父亲。他的几个儿子是很孝顺的，住处也没有问题，但我总觉得那些房子都不是父亲的。不是父亲的，也就不是我的家。父亲在哪家的老房子里住，我回来的时候就被安置在哪家的新房子里借宿，因为老房子里只有父亲用的铺盖，而没有客人的。父亲最后的那两年，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做饭吃了，而是吃轮饭，锅碗瓢盆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我回来的时候，也不想特意收拾了，也跟着父亲吃“轮饭。”有时候，我心里空荡，便踱到小河边的路上去走走，远远看着已经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小房子，心里无比惆怅。小房子周围满是杂草，里面再也没有母亲忙碌的身影，烟囱里再也没有冒出的袅袅炊烟。烟囱塌了半截，窗子的玻璃烂了，满是蜘蛛网，小房子在岁月中风雨剥蚀。我又踱回到父亲的住处，他杵着拐杖坐在门前，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年轻的时候，父亲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一有时间就洗澡，天天洗头。这时，他渐渐怕洗澡了，也怕换衣服。父亲很瘦，这些年，我给他买衣服的时候，他要求我给他买加大号的，以便穿换的时候方面些，我说买大号的就行了，太大了也不笼身不暖和，他说好。我给他买大号的衣服，保暖内衣，再加一件小翻领的T血衫，都穿着睡觉，换洗的时候才脱一次。弟弟给父亲洗澡的时候，父亲也很怕，碰着哪里都喊疼，就不用说给他搓背了。父亲的身上没有肉了，尽是皮和骨头，骨头很硬，所以洗脸只能他自己用毛巾抹一抹。哥哥用推剪给他剪了光头，洗脸的时候他就连着光头一起抹一抹。那些年，父亲好几个月不洗澡，甚至长达半年。父亲年迈体衰，但他的思路一直还保持清醒与敏捷。突然间，我的儿子出意外离世，父亲受了太大的打击，一下子不正常起来，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就像做梦。我感觉父亲是从传说中来的，也将要从传说中回去了。哥哥弟弟们说，父亲老了，这状态是难免的，就像熟透的果子，随时都会掉。但我的心还是很痛，我总觉得是我的原因加速了父亲的衰老。最后的时光，父亲像一个老动物，行动迟缓，思维迟顿，很慢地吃饭，很慢地说话，坐着，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很奇怪，我最后一次回来看父亲的时候，他很清醒。那天，我推开父亲虚掩的门，叫了一声“爸爸！”父亲坐在迎门的沙发上，听见有人叫他，缓缓地抬起头来，笑了，问：“小香吗？宝宝你来了？”“来了，爸爸。”我回答。父亲的眼睛耳朵都不太好了。“我有一件衣服烂了，你给我补补。”父亲边说边把旁边的一个塑料盒子递给我，里面有针线。“我还没有吃饭，爸爸。我去街上买饭吃了就回来给你补。”我说。“哦，快去快去。”父亲说。我平时回来的时候，都会先给父亲打电话，把大抵的时间告诉他，后来他耳朵不好了，我把电话打给给他轮饭的人家。这次我没有打电话就突然回来了，我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吃完饭，大哥也吃完去地里了。我平时回来的时候，父亲都会问我吃饭了没有？但这次他没有问，可见，他的思维更单一了，他只知道他的衣服烂了，要让我给他补，却不知道我赶了很远的路，下午一点多了，肚子很饿。以前，父亲的T血什么的烂了，我都说烂了就不要了，我重新给他买新的。但那些烂衣服他总舍不得丢掉，如果只是口领烂了，他就自己补起来，继续穿，或者让二嫂给他补。这些年，他补不动了，二嫂也很少在家，烂衣服就一直放着。看看父亲拿给我的针线都用不成：针锈了，线一小段一小段的。我在街上吃了饭，重新买了针线，回来把他的T血补好，掉了的钮扣都订好了。这几天， 我又把父亲的衣服、被子全部换洗了。父亲很高兴，说：“你把我什么都弄好了，就只等你下次来送我了。”我很吃惊，说：“爸爸，你咋乱说呢？你看你脸色还红彤彤的，每顿也还可以吃一碗饭，你要活到一百多岁呢。”“哈哈哈，活这么长做什么呀？”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含着泪。我无言以对。过了一会，我问父亲：“爸爸，你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没有，就是睡不着觉，要不，你给我买点安眠药。”父亲说。我向大哥询问父亲的睡眠情况，大哥说：“还好的呀，他每晚八九点钟就睡了，早上也八九点起床。”我又详细地询问父亲：晚上是不是一直睡不着？他说就是睡睡醒醒的，有时睡了一觉就两三个小时地醒着，快天亮又睡着了。“那么，你醒了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心慌气短，哪儿不舒服的？”“没有，就是觉得夜怎么这么长，天总也不亮。”我说：“爸爸，你是睡的时间太长了，算算你晚上还是可以睡着七八个小时，这很正常。安眠药吃不得，知道吗？”“吃不得是吗？”他又问。“吃不得，爸爸。”我像哄小孩子一样轻言慢语。“好。”父亲也像小孩子一样回答。“哎！活着无聊了。”父亲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其实父亲是太孤独了。这些年，村子里已经很少有人在家了。那些年，父亲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也有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常常聚在他这里喝茶走象棋。这几年，那些老人一个一个地都去世了。还有劳力的都去了城里打工，妇女给儿女家带小孩去了。还活着却没有了任何劳力的老人，都是儿女轮流着回来照看的。照看他们上天去了之后，儿女们把门一锁，常年累月不回来了。还好，为了照顾父亲，大哥一直还种着地，养着猪。我又踱了出去。村庄很冷清，土地荒芜了，到处是杂草，没有庄稼。门前的青草嫩汪汪的，粗壮而长。蒿草从埂上垂下来，在微风中摇头摆尾。我小时候要跑很远的地方到处去找，有时候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草，现在，这么好的草，却没有人割了。时代，真的是变了。我要回昆明了，又哄了一阵父亲。我想：看父亲的状态，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哄，哄着哄着，再活两三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回昆明后就又给父亲买了一件开口扣钮扣的羊毛衫，准备过两天再去菜市场买点青头菌，洗好，蒸一下，放在冰箱里冻着，下一次带回去炒给他吃。日子很长也很短，我麻木地度着光阴。羊毛衫买回来了，青头菌还没有买。我回到昆明的第二十天，父亲靠在三弟老房子窗下的沙发上安安静静地去世了。我带上那件羊毛衫，回到家乡送父亲。父亲去世了，我和哥哥弟弟们办理着丧事，我甚至没有太大的悲伤，也许，儿子去世的这些年，我把眼泪哭干了，心也很硬了吧。父亲去世的三年多，我没有回过家，因为老家的风俗是不要女儿回去上坟的。没有父亲，我和那片土地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故乡已经不是家乡，只是一个没有归路的地方，这些年，我连父亲都很少想起。只有在梦中，还是常常梦见父亲，还有那熊熊的火厂，那远远近近平了陡了瘦了肥了的土地，那密密麻麻的青草，甚至，那些猪粪牛粪。人，为什么总梦见小时候？母亲生前说过，那是因为这是自己的衣胞之地。作者简介：
王怀香，女，云南省宣威市第一中学教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95年6月因病行开颅手术，术后丧失记忆，恢复记忆后从头学知识与写作，著有《好喜欢看太阳》《时光》两本。
徐灵娥按一按读姐姐的文字，淡淡的，总有忧伤。父母在，天很蓝，树很绿，空气很清新；没了父母，故乡不是家乡，而是一个没有归路的地方。古有依窗望月，今有纸上还乡，没有父母的故乡，好像都是他乡。无论怎样，衣胞之地，总出现在梦中。想故乡，念故乡，“老家的风俗是不要女儿回去上坟的”，被故乡拒之门外的女儿，心，该有多痛？小时候，找猪草，割草，捡牛粪，推磨，拉着“磨担”摇，剁猪食，是苦也是乐；出嫁的女儿，再回去，成了故乡的客。父母在，还有一张床，父母不在，心归何方？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有过和姐姐相同的经历，读姐姐的文字，我感到质朴，亲切，真诚。我相信，那“红了半边天的火厂”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会在姐姐心中熊熊燃烧，给予姐姐力量。看过姐姐的文字，了解过姐姐的遭遇，我常常问，苦难是什么？当我们超越了苦难的时候，苦难就是养料。姐姐用苦难编织了《时光》，用生命书写了坚强，姐姐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总之，姐姐的文是纯净，情感是炙热而滚烫的，无论作为女儿，还是母亲，姐姐都是无愧的。本期编辑：蝶舞（徐灵娥） 制作：大话哥上图是大彩个人公众号《叶浅韵》二维码，你与她之间只隔着一次长按二维码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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